「我並沒有那種無論如何都一定要唱歌的心情。」

銀杏BOYZ・峯田和伸談《ねえみんな大好きだよ》、現場演出，以及音樂該如何自由地被聆聽

「我並沒有那種無論如何都一定要唱歌的心情。我就是這樣的人。」

這是銀杏BOYZ主唱峯田和伸在 2020 年 8 月 12 日無觀眾配信演出《銀杏BOYZ スマホライブ2020》中說出的話。對一個總是用盡全身力氣、幾乎像把自己整個人絞碎般投入歌唱的人來說，這樣冷靜而平穩的一句話，反而顯得格外動人。

正因為他不勉強自己，所以也從不把任何意志強加在聽眾身上。他不會要求別人一定要怎麼理解音樂，也不會要求誰必須以某種方式接住它；他只是把音樂交出去，讓每個人自由地去聽、去感受、去擁有。

這場原本圍繞著睽違約六年半的新專輯《ねえみんな大好きだよ》的訪談，最後很自然地延伸成一場關於「音樂該如何被自由地接近」的談話。正因為音樂裡總是存在著意想不到的相遇，人們才會感到興奮；也正因為那些出乎意料的瞬間，音樂才會變成一輩子都忘不了的回憶。銀杏BOYZ早已成為許多人生命中某段回憶的背景，而這張專輯，大概也會以同樣的方式，走進不同人的人生裡。

希望你也能從這篇訪談中，感受到峯田和伸那種始終不變的、人味十足而又溫暖的語氣。

關於那場「手機直播」

一開始，訪談先談到了 2020 年 8 月 12 日於澀谷 La.mama 舉辦的無觀眾配信演出《銀杏BOYZ スマホライブ2020》。

談起當時的狀況，峯田說，那陣子自己其實什麼都沒做。後來有人來提活動，他對「配信演出」這件事原本一直是保持距離的，因此也一直在想，如果真的要做，到底該怎麼做，才能呈現出屬於銀杏BOYZ的那種空氣感。

既然現場沒有觀眾，乾脆就反過來利用這件事，做一些平常做不到的事情。於是他想到，也許音質差一點、畫質髒一點，反而沒關係。

在那個時候，配信演出其實已經越來越普遍，聲音和影像品質也都越做越精緻；而銀杏BOYZ卻反其道而行，只用兩支手機拍攝。這樣的做法，反而顯得非常新鮮。

峯田說，其實一支手機也能拍，但兩支的話至少能切換畫面，可以拍到遠景，也能拍到團員。他想到的是，小時候自己看過的那些喜歡的樂團現場影像——畫質明明很差，卻也正因為模糊、粗糙，反而更讓人想用力去看；聲音雖然爆掉了，卻也更像真正的 live。那種不完美，反而構成了現場感。

因此，雖然前面做了很多討論和準備，但真正開始之後，感覺其實和平常沒有太大的不同。對他來說，那依然是一場和平常一樣的演出。

「我並沒有那種無論如何都一定要唱歌的心情」

訪談者提到，在那場演出的尾聲，峯田說出「我並沒有那種無論如何都一定要唱歌的心情。我就是這樣的人」這句話，讓人印象非常深刻。因為在那樣的時代裡，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時時刻刻拼盡全力、強迫自己振作，所以他那種平靜、沒有壓迫感的姿態，反而讓人覺得安心。

峯田則回應說，他並不認為音樂是某種「絕對不能失去的東西」，也不覺得自己一定非得透過作品去傳達什麼不可。當然，那樣的表達方式也很好，但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想法，他希望的是，每一種活動方式都能被尊重。

他坦白地說，自己真正想做的，其實還是有觀眾在場的 live，像平常那樣和大家一起完成一場演出。只是眼前的現實讓這件事做不到。而且，也一定有許多比起「做不做配信」，是連配信本身都無法進行的人。這樣的回答，也讓人更加感受到，他確實理解那些「明明想做，卻做不到」的人心裡的無力。

2020 年，是什麼都做不到的一年

當被問到在疫情期間都做些什麼時，峯田說，自己基本上就是發呆。

現在回頭看，2020 年對他而言真的是「什麼都沒有發生」的一年，或者更精確地說，是一個「什麼都做不到」的一年。

他提到，在上一張專輯《光のなかに立っていてね》以及 live remix 專輯《BEACH》的錄音過程中，也曾經歷過一段完全卡住、寸步難行的時期。從第一張專輯到那張作品，整整隔了九年。那段什麼都做不到的狀態，如今回想起來，和 2020 年的心境有點相似——想動，卻動不了。

只不過，那時候的困境只是發生在自己身上；而這一次，卻是整個世界都一起陷進去。

他說，自己並沒有積極去想「現在還能做什麼」。因為想了也不會立刻有答案，也改變不了什麼。那段時間，他就是一邊想著「再過一陣子，應該就能繼續錄音吧」，一邊吃飯、睡覺、看電影。

不過，新專輯其實當時已經進入最後階段，只剩下兩首歌還沒完成。其中一首是電子編曲作品，需要和 UCARY VALENTINE 來回交換資料，所以那部分仍有持續進行。他一直想著，希望專輯能早一點完成。因為一定有想聽音樂的人，也一定有想聽銀杏BOYZ的人；但同時，也一定有連音樂都聽不下去的人。

即便如此，他還是想把這張作品留在那個時期裡發表。

從九年一張，到六年半後的新專輯

這次的新專輯距離前作約六年半，而前一張則是睽違九年才誕生。被問到那段漫長的創作期是否會讓自己焦急時，峯田的回答很誠實。

他說，上一張專輯在製作時，其實根本沒有去想「完成之後會怎麼樣」。做完之後樂團會不會就此結束，還是會繼續下去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所以那時候的心情，比起「趕快做完」，更像是「不管花幾年，都一定要把它做完」。

當然，他也承認，這其中多少有些自己的鬆懈和放任。他並不認為花九年做一張專輯是什麼值得合理化的事，因為這的確不是常見的製作方式。

訪談者形容，那樣的創作狀態很像陶藝家，不斷捏塑、不斷打碎，怎麼樣都不滿意。峯田聽了之後笑著說，上一張專輯的確有點像那樣——做了、毀掉、再重來。

但他也說，這一次，那種狀態似乎已經慢慢消失了。

〈生きたい〉與專輯的主軸

峯田提到，2016 年發表的單曲〈生きたい〉長達 15 分鐘，在完成那首歌之後，他心裡其實有種被清理乾淨的感覺。那首歌也是這次專輯裡最早錄好的作品，因此他很早就隱約覺得，這首歌會成為整張專輯的主軸之一。

在那個階段，整張專輯的大致輪廓其實已經浮現。而當第四首〈アーメン・ザーメン・メリーチェイン〉完成時，他第一次產生了明確的手感——「啊，這樣就可以出專輯了。」

訪談者提到，那首歌曾在前年英國的活動演出中表演過。峯田則說，那時其實只完成了結構和兩句歌詞，真正完成是在 live 之前。不過，也就是在那個瞬間，他意識到這張專輯的「第四棒」出現了。核心出來了，整張作品也終於站穩了。

他想做的，是屬於這個時代的 anthem

峯田進一步解釋，自己這次是有意識地想做出一首 anthem。

他提到自己在十八、十九歲時寫下〈BABY BABY〉。那時的他沒有戀愛經驗，也沒有女朋友，所以歌詞其實很青澀，甚至有點笨拙。但即使如此，那首歌裡卻有某種強度——那是一種「正因為還不知道，所以才擁有的力量」。

如今的他，反而再也寫不出那樣的歌了。可是即便到了 2020 年，他仍然想創造出一首像〈BABY BABY〉那樣，能夠真正被人接住、被人一起唱、被人認領的音樂。

談到自己心中的 anthem 是什麼樣子時，他提起曾經在英國和 The Libertines 同台演出的經驗。那次他站在觀眾席看 The Libertines 的現場，卻發現周圍觀眾的歌聲和呼喊聲大到幾乎蓋過樂團本身的演奏。那是他第一次真切感受到，原來一首歌雖然是音樂人寫出來的，可一旦到了現場，它就可能變成每一個觀眾自己的東西。

那樣的震動感讓他意識到，真正有力量的歌，並不只存在於創作者身上，而是會被聽眾奪過去，變成「我們的歌」。

因此在錄音時，他也特別去想節奏——不能太快，要讓人能唱得上去。雖然表面上和當年的〈BABY BABY〉不一樣，但從心情上來說，那種想寫出能被大家一起唱的歌的衝動，其實從來沒有改變。

比起上一張，他覺得自己「在裡面畫了更多畫」

如果要說這次和上一張專輯最大的不同，峯田說，上一張比較像是先把整體的框架做出來，再在中間完成一幅畫；而這一次，他感覺自己能在那個框架裡畫進更多東西。

換句話說，不只是外型成形了，而是內容本身也變得更飽滿、更密實。甚至讓他覺得，也許下一張專輯還能再往前走一步。

不過他也補充，自己整體上其實並沒有發生什麼劇烈的改變。真要說差別，大概只是這次專輯裡的歌，還沒有真正和現場觀眾一起共享過。如果有一天能在 live 裡和大家一起經歷這些歌，或許下一張專輯的輪廓也會因此變得更清楚。

理想中的專輯，是一間什麼都有的房間

談到下一張作品時，峯田說，自己也還不知道它會長成什麼樣子。不過，有一件事是確定的——他想把它做得更「pop」。

但他口中的「pop」，並不是「容易懂」的意思。對他而言，真正的 pop 應該是：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元素，卻不會排斥任何人，而是能把所有東西都肯定地包進來。

他形容，自己的房間裡放著各式各樣的唱片，有龐克，也有爵士，還有很多無法單純分類的東西。而他的理想，就是做出一張像自己房間那樣的專輯。

那會是一張什麼都能存在的作品。

他也談到，現在的串流時代讓人產生一種錯覺，好像音樂是無限供應、永遠都聽不完的；但實際上，一個人能夠真正遇見音樂、認真和音樂相處的時間，其實非常有限。

他開始會去想，自己這輩子還剩下多少時間能夠用來聽音樂。從十幾歲到現在，他一直都在聽歌。剛開始的時候，這個也喜歡、那個也喜歡，喜歡的東西太多，反而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麼樣的人。可是過了二十多年之後，他終於漸漸明白，什麼東西會真正勾住自己，那些東西就是自己的喜好。

所以，他也開始希望，自己能把那些真正讓自己感動的音樂，做成同樣也能讓別人感動的作品。

YouTube 推給你的，和唱片行裡偶然遇見的不一樣

談到如今的聆聽方式，峯田說，他會刻意去買唱片。

因為對他而言，YouTube 的相關推薦和唱片行裡偶然相遇的經驗，是完全不一樣的。唱片行裡有一種「不期而遇」的魅力，你會遇到自己原本根本不會主動搜尋的東西；但如果只是一直被平台推播著聽下去，那最後很可能就只是停留在被動接受。

他擔心，如果這種被動需求越來越膨脹，總有一天，我們會進入一個「反而聽不到自己真正想聽的歌」的時代。

甚至，他半開玩笑地說，也許在不久的未來，AI 會根據你的身體狀況、情緒狀態，直接指定你今天該聽什麼歌，而人們就只是照著那個指令去聽。當然，那並不是絕對不好，但如果最後只剩下這種方式，那就太單一了。

音樂一旦被接住，就不再只是創作者的東西

談到「主動選擇」和「被動接收」的差別時，峯田說起一段很深刻的經驗。

前陣子，一位 GOING STEADY 時代曾一起演出的樂團成員過世了，他去參加了對方的葬禮。當棺木即將蓋上、釘上釘子，準備送往火葬場時，那位逝者的伴侶始終不肯離開，靠在棺木旁邊，對著他的耳邊不停說話。

而當時葬儀場裡播放的，是小澤健二的專輯《LIFE》。其中〈ラブリー〉響起時，現場每個人都忍不住微微笑了。那一刻非常不可思議——因為人雖然已經不在了，可只要那首歌一響起，大家就又能立刻想起他。

後來，當那位伴侶終於離開棺木，大家準備前往火葬場時，現場播放的又是〈今夜はブギー・バック〉。那樣的情景，讓人一輩子都忘不了。

峯田說，這件事讓他再次感受到，音樂的力量真的非常驚人。並不是說在什麼場合就該放「適合那個場合」的歌，而是當某首歌和某個人的人生經驗真正連在一起之後，它就會在完全出乎意料的地方產生意義。

創作者不可能事先預設那一切。小澤健二自己，大概也不會想到自己的歌有一天會在葬儀場響起。可是，一旦音樂被別人接住，它就不再只屬於創作者，而會在別人的生命裡長出新的用途、新的情感和新的記憶。

對峯田來說，音樂就像一本日記。看著自己的唱片架，就會想起哪張唱片是誰送的、是在哪段歲月裡聽到的。那些東西早就不只是作品本身，而是某段關係、某個人、某一刻的記憶。

所以，最理想的狀態就是——想聽的人，能夠在想聽的地方、想聽的時候，去聽自己想聽的音樂。不是因為大家都在聽，所以自己也非聽不可。

至於如果有一天輪到自己離開了，希望葬禮上放什麼歌？他笑著說，大概會想放 Ramones 吧。

「請大家隨心所欲地疼愛它吧」

訪談最後，話題回到「有沒有什麼話想對聽眾說」。

峯田說，這種問題其實一直都讓他不知道該怎麼回答。到最後，他能想到的大概只有一句話

——「請大家隨心所欲地疼愛它吧。」

他說，自己把這些歌一首一首地養大，接下來就像是把女兒嫁出去一樣，只能說一句：「我們家的孩子，就拜託你們了。」

雖然他也笑說，自己沒結過婚，根本不知道當父親是什麼感覺。但在他看來，歌確實就像自己的孩子；而更奇妙的是，當觀眾把歌接過去，說出「這首歌是我的」的時候，那反過來也像是歌曲透過那些人，對創作者說了一句「謝謝」或「我很喜歡你」。

他甚至形容，live 其實有點像婚禮上女兒對父母讀信的那個瞬間——一開始大家還笑著聽，結果不知不覺就拿起手帕哭了起來。雖然那也是個很折磨人的場合，但也正因如此，才讓人覺得那是真實的、動人的。

而那份真實，也許正是 live 最厲害的地方。

採訪／撰文：鈴木淳史

攝影：森好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