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我和阿章是在 1991 年夏天認識的。第一次見面，就是為了組成 Hi-STANDARD，大家一起到練團室集合的那一天。」

當時的 Hi-STANDARD 是四人編制。事情的起點，是那位後來很快就會退出的主唱，和難波打算組一個新團。我和難波原本就因為各自在前一個樂團時有一起對團，所以早就是 live house 的熟面孔了。那時我在下北澤的 live house 工作，因此對那些常出入那裡的樂手動向很熟。就在那種情況下，難波跑來找我商量，說：「我最近想組個新團，有沒有剛好有空的吉他手？有沒有什麼誰退團了之類的消息？」但當時的我，對自己原本在做的樂團也已經感到有極限了，所以我就說：「聽起來很有意思啊，我要加入！」接著我問：「那鼓手是誰？」結果聽說是主唱那邊要帶來的人。難波似乎知道那個鼓手，但對我來說，那是個完全沒聽過的名字。

於是，在 1991 年那個漫長又炎熱的夏日，四個人聚到了練團室。阿章才剛滿 20 歲，難波 21 歲，而比難波大一個學年的我，雖然生日還沒到，也還是 21 歲。

那一天，那個鼓手似乎很不喜歡我，從頭到尾一句話都沒跟我說。那種不爽是連第一次見面的人都看得出來的程度，毫不掩飾地擺在臉上。

後來我才知道，阿章原本以為這個團要做的是更冷一點、更沉一點的音樂，所以才來練團室的。阿章雖然認識主唱和貝斯手，但對吉他手完全沒概念，似乎也很好奇「到底是什麼樣的人」。他曾問主唱：「吉他手是怎樣的人？」結果主唱回答他：「是個很吵的人喔。」阿章就以為所謂的「很吵」，是指對音樂或演奏很龜毛、很講究的那種人，心想那樣的話倒是很歡迎。

結果當天出現的，卻是一個戴著網帽、穿著短褲、法蘭絨襯衫綁在腰上，整個八〇年代滑板仔打扮全開的傢伙。所謂的「很吵」，不是音樂上很講究，而是嘴巴很吵、吉他聲也很吵。這和他想的完全不一樣。難怪他根本不想跟我講話。

然後阿章第二次練團就直接放鳥沒來。

當時完全沒察覺阿章的不爽其實是因為我。我還跟難波說：「那個鼓手不行吧？」甚至開始和難波討論，要不要找別的鼓手來。我剛好有個朋友，看起來正要退團，人超有個性，打鼓也很花。我那時以為這個新團要做的是美式 hardcore 類型的歌，所以如果找我那個朋友來，簡直再適合不過。我就問難波，要不要我去找他談談。

結果難波卻說：「嗯……我還是想再跟阿章試試看。」既然他不贊成，那也沒辦法，我也只好暫時繼續觀察這個「心情很差的鼓手」。

我一直覺得很不可思議。因為就連難波，照理說和阿章認識也沒多久，應該也還沒有熟到那種程度才對。那他為什麼那麼挺阿章？我當時真的很不能理解。

如果那時候，我更強硬地想把自己那個鼓手朋友推進來……那當然，也就不會有現在的 Hi-STANDARD 了。

命運這種東西，真的是很不可思議。

就在那之後不久，阿章被家裡趕了出來，沒了去處，之後就一邊住在車上，一邊照常來練團。成團兩個月後，我們就要辦第一次 live。原創曲寫出了四首，但表演時間還是會不夠，所以我們決定再加兩首翻唱。第一次 live 的第一首歌，是 The Damned 的〈Fish〉翻唱。

年輕人要熟起來，其實不用花太多時間。也許是因為那位主唱比我們三個年長一些，練完團之後反而常常都是我們三個聚在一起，很快就變成了一夥的。我和阿章也聊了很多彼此喜歡的音樂。後來聽說，是因為我跟他說我超愛《The Blues Brothers》，這件事才打破了那個「不爽鼓手」對我築起的牆。

做了兩場 live 之後，那位年長的主唱退出了。之後我們找了難波老家的朋友來當主唱，一路做到 1992 年夏天。那傢伙真的是個很好的人，但個性上並不適合做主唱。我開始強烈覺得，樂團需要的是一個很有存在感、很強烈的 frontman。於是我說：「在遇到夠強烈的主唱之前，我們三個先撐著做吧。難波，你以前不是有邊彈貝斯邊唱過嗎？」

就這樣，我們成了大家所知道的那個三人組。

變成三人組之後，事情開始慢慢順了起來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們三個總是黏在一起。練完團之後，也常常手上拿著罐裝咖啡，就這樣坐在新宿的路邊聊天，說是開會，其實比較像在講夢話。

「如果啊……像現在這樣坐在新宿這種髒兮兮的路邊，可是我們的音樂卻能飛到全世界去……這不是超帥的嗎？」我們三個總是在夜裡這樣聊著夢想。那真的只是夢話而已。後來它居然會真的成真，當時我們連一點點都沒想到。可是我們也從來沒有懷疑過。我們就這樣開始在無限的可能性裡游了起來。

我和難波算是有野心的人，但阿章倒不是那種類型。實際上樂團的運作，大多是我和難波在處理，但我們每次一定都會去問阿章的意見，只要三個人沒有全部點頭，我們就不會去做。這一點直到後來都一直沒變。

阿章雖然不是野心家，但他把自己的力量，全發揮在慶功宴上的雞雞表演上了。年輕的樂團要往上爬，橫向連結是很重要的。不然別的樂團不會找你去他們的活動，也就是說，你的團根本長不大。至少在我們周遭的環境就是那樣。某種意義上，慶功宴其實是比 live 本身還更重要的勝負場。而就在這種關鍵時刻，阿章的雞雞表演有著驚人的破壞力。他能讓全場的人都笑翻。我們因此交到很多朋友，也開始被各種樂團企劃邀請。不只是日本的樂手，連 NOFX 和 LAGWAGON 的成員都被他迷住了。要說我們是靠著阿章的雞雞表演才成功的，也不算太誇張。初期 Hi-STANDARD 最大的強項，也就是阿章的雞雞表演。

不只那種表演而已，阿章總是能讓我和難波發笑。也許他本人根本沒有那個意思。他其實是很認真的，但不知道為什麼，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總是很好笑。那些好笑的事、很蠢的事，到現在想起來也完全不褪色。酒桌上、後台裡、日常生活中，只要講到阿章，幾乎全都是好笑的故事。有些甚至鬧到警察出面，也有些會危及生命。但我和難波總是笑著看待那些事。說真的，其中很多其實根本不好笑。可是只要一想到那是阿章幹出來的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最後就會變成笑話。

最近每天每天，我都會想起新的事情。「啊，對喔，還有那件事。」「說起來，好像也有過這種事啊！」「我都忘了……那傢伙居然還幹過這種蠢事！」光靠阿章的搞笑故事，我大概就能寫成一本書。

我真的很喜歡阿章。阿章是怎麼看我的，我不知道，但我是真的很喜歡他。就像那種你明明想好好照顧牠，可牠就是不太親人，但不知道為什麼最後又總是跟在你們後面的髒兮兮流浪狗一樣，我就是喜歡那樣的阿章。個性難搞、有點自尊心過高、有點脫線、很沒章法，但對打鼓這件事又無比認真的阿章，我真的很喜歡。

和阿章一起演奏，真的非常快樂，也非常刺激。我常常一邊彈一邊轉頭看著他。如果我在歌裡突然加一點平常不會加的小招，阿章就會露出那個很開心的笑，然後用鼓的句子回應我。我們常常就這樣用樂器彼此聊天。再加上難波的貝斯／主唱，以及我的和聲一纏上來，整首歌作為一個整體的零件全都到位的瞬間，身體真的會像搭雲霄飛車那樣突然飄起來。我想，那時候真的有魔法在發生。

「1995 年 8 月，為了錄音，在舊金山待了兩週。」

1995 年推出的第一張專輯《Growing Up》，由美國的 Fat Wreck Chords 發行，流通到全世界。1997 年推出的第二張專輯《Angry Fist》，在當時日本最具公信力的榜單之一 Oricon 上初登場就拿到第 4 名。在安室奈美惠、小室哲哉等人霸榜的年代，對一支用英文唱激烈音樂的樂團來說，這是非常驚人的成績。我們也終於可以靠音樂吃飯了，可以說，我們成功了。

九〇年代後半，我們一起跑遍了日本，也跑遍了世界。我們演出過的國家超過 20 個。錄音也都在美國做，回過神來，甚至有些年份一年有一半時間都待在海外。我們就這樣一邊用全速狂奔穿過那個時代……一邊也逐漸耗損下去。

原本明明就只有三個人，可隨著樂團越做越大，周圍的人也變得越來越多。原本在新宿髒路邊開的會，也變成了在乾淨的唱片公司會議室裡進行。很多事情漸漸不是三個人自己就能決定的了。原本拿來一起玩、一起混的時間，也開始全部變成音樂和樂團營運。自我和自我互相碰撞。和樂團的成功成反比地，我們三個人的心越離越遠。

那和當初三個人坐在路邊講夢想的時候，已經差太遠了。對於樂團應該是什麼樣子，我們彼此的想法差異也越來越明顯。名為樂團這種「特殊集團」的存在根基，開始搖晃了。我們三個已經失去了彼此珍惜、彼此尊重的心情，卻又不知道該怎麼解決這件事。

即使如此，我們還是每晚拼命地，在一個又一個第一次造訪的國家演出。也許正是因為只能不顧一切地去演，才能暫時忘記那些已經快爆炸的問題。

1999 年，我們離開了唱片公司和經紀公司，成立了 Pizza Of Death Records，選擇獨立。當然，周圍的人全都反對。但現在回頭看，也許當時的我們只是把周圍的人都塑造成敵人而已。因為如果不那樣做，我們三個彼此就快變成敵人了。我們大概只是想避免那件事發生。

即使搖搖晃晃，1999 年發行的第三張專輯《Making The Road》依然大獲成功。再加上獨立這件事本身也得到了極高評價，我們看起來簡直像是把自己的地位徹底坐穩了。但隔年，也就是 2000 年，我陷入了抑鬱狀態，於是在 8 月於千葉海洋球場舉辦的 AIR JAM 2000 之後，樂團進入活動停止。

我們三個，在 2000 年夏天，第一次散了。

而把那三片散掉的碎片重新聚回來，竟然花了整整 11 年。如果要很俯瞰地來說這是為什麼，那種「到底是什麼原因」、「誰其實還想做」之類的說法，其實都沒有打中核心。說穿了，就是三個人都沒有真的動起來。沒有人主動去創造一個好好談的場面，也沒有人積極地想把碎片撿回來，重新讓樂團動起來。既然如此，答案也就很簡單了。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立場和正義吧，但我也好、難波也好、阿章也好，誰都沒有從心底「好想再做！」我覺得這大概才是核心。

而在那 11 年裡，我們三個幾乎像陌生人一樣各自運作。我啟動了 Ken Yokoyama，難波搬去沖繩。阿章則開始參加各式各樣藝人的錄音工作，也就是所謂的「錄音室鼓手」。另外，他也加入了現在 Learners 的チャーベ君的個人單位 CUBISMO GRAFICO FIVE。

……雖然我已經記不太清楚具體是什麼時候了，但大概是在 2000 年代中期左右，我聽說「阿章得了精神疾病」。其實我應該立刻就去見他的，可是不知道是因為顧慮太多，還是自己退縮了，我最後沒有聯絡他，就這樣又過了好多年。

2010 年，我發行了 Ken Yokoyama 的第四張專輯《Four》，並展開了長巡演。那次巡演的富山和福井場，我們找了 CUBISMO GRAFICO FIVE 來做 support act。久違重逢的阿章，雖然臉上還是掛著笑，但整個人就是有種說不上來、沒什麼生氣的感覺。總覺得那不是我所認識的阿章。當然，畢竟我們好多年沒見了，他現在又是以別的團的身份出現，而且又經歷過精神疾病，所以會有那樣的感覺，其實也很正常。但我很清楚記得，自己當時的心情非常複雜。

那陣子阿章曾說過：「我曾經可以看見鈸聲的形狀。但有一天，那個東西消失了。」就算是什麼事都能拿來笑的我，聽到這句話也真的笑不出來。我不知道造成那樣的原因是什麼。

現在回頭看，對於那 11 年裡自己沒能多聯絡他、多見他幾次，我確實是有後悔的。而且不是為了 Hi-STANDARD 能不能重啟這種事，只是單純作為一個本該最親近的夥伴。當然，後悔也沒有用，事到如今怎麼想都無法改變了。可是反過來說，當時沒辦法採取那些行動，也是有原因的。那就是當時的我真正的樣子。只是如果人生真的是沿著同一條線往前走的話，要是那時候我更積極一點，也許現在就會不一樣。像是「風吹桶店生意好」也好，或者說「蝴蝶振翅引發龍捲風」也好……我知道想這些一點都不建設性，但還是忍不住會去想。

「在福井分開前拍的照片」

我們是在 2011 年東日本大震災之後重新聚在一起的。2011 年在橫濱球場，2012 年又在受災地東北宮城舉辦了 Air Jam。

在宮城舉辦 Air Jam，是我們重新集合時的一個心願。所以當它真的辦成了、我們真的能再以 Hi-STANDARD 的身份站到人前演出時，我真的很開心，也很自豪。可是如果問三個人的關係有沒有因此修補好，那其實並沒有。11 年的空白，還遠遠沒有被填滿。那天站在台上演奏的，毫無疑問還是以前那三個人。曾經散掉的碎片，的確又重新拼在了一起。可是說得不怕被誤會一點，當時我們這個「集體」其實還缺少一種配得上站在那裡的精神性。對來看演出的大家來說，那大概根本不是問題，但對我而言，那是很大的問題。於是我很清楚地意識到：如果沒辦法回到九〇年代的我們，那就只能成為新的關係。

那是一個非常纖細的課題。需要時間，也需要機會。我們開始刻意創造一些時機，即使不定期，也會偶爾聚到練團室，練習一下、聊聊近況。

我想，我們三個真正開始把彼此當成「無可取代的存在」去尊重，或許正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。阿章和難波都看起來和以前明顯不一樣了。難波開始非常尊重我和阿章，也拼命想守住三個人在一起的那個位置。阿章年輕時那種陰沉的不爽感也消失了，開始總是露出明亮的笑容，態度也變得柔和。至於我，想必也改變了吧。

我們……或者應該說，我和難波，在活動停止的那 11 年裡，把周圍的人、公眾、很多事情全都捲進來，大吵過很多次。我們曾經都以為，自己的人生已經不再需要對方了。至少我甚至是深信那一點的。可是，在某些動機和緣分的推動下，如果還想以樂團成員的身份重新站到人前，那就只剩下一條路：彼此原諒、彼此承認、徹底面對彼此。阿章也同樣，為了他自己，也必須待在那個位置上。我們花了三年做到這件事。

而在那個過程裡，我們也開始著手寫新歌。偶爾丟出一些像種子一樣的新歌片段，到下次練團時又忘得一乾二淨，反覆如此。如果要往好的方向理解，其實到底有沒有真的寫出新歌，並不是最重要的。真正重要的，是「想要一起做些什麼」這件事本身，以及與之相關的那些時間。說得更大一點，就是「三個人聚在一起，一邊聊天一邊做些什麼」這個事實本身。

然後有一天，睽違數年的新歌終於誕生了，那就是〈Another Starting Line〉。雖然這首歌直到隔年才正式發行，但「我們有新歌了」這件事，讓我們從一支「九〇年代的樂團」，重新變成一支「現在進行式的樂團」。2015 年底我們參加了三場活動，那時的我們已經可以帶著自信站上舞台了。

2016 年發行單曲《Another Starting Line》，隔年 2017 年又發行第四張專輯《The Gift》，並展開 arena tour。

《The Gift》巡演真的非常快樂，同時也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經驗。巡演剛開始的時候，畢竟是久違的 tour，多少還是有點緊繃。每個人背負的東西也許不一樣，所以空氣裡還是難免有一點不一致的感覺。

我們在每場演出前，都會請所有工作人員離開房間，確保有一段只屬於我們三個人的時間。說得誇張一點，那是為了讓三個人彼此分出精神、共享精神的時間與空間。我想這件事的效果很大。我也跟阿章和難波說：「就算自己狀態不好，也不要一個人硬撐，要去依靠另外兩個人。」說起來也很奇怪，這根本是毫無根據的精神論。畢竟如果是鼓的狀況不好，物理上我其實什麼也幫不上忙。可是這種精神論竟然真的行得通，而那恰恰就是「身為樂團」這件事的證明吧。我們開始看著同一個指標，每經歷一場 live，作為一個樂團的我們就更穩固一點。那是我真的切身感受到的。我也因此深深覺得，樂團真的是一種活生生的生物。

我帶著很大的充實感結束了那次巡演。雖然不是拿誰來比較，但我真的覺得：「Hi-STANDARD 是世界第一的 rock’n’roll band。」我是發自內心那樣想的。明明知道音樂這種東西沒有輸贏，我自己也不是在和任何樂團對抗。可是我就是能夠毫無迷惘、毫無矛盾，也毫不害羞地，自然而然那樣想。

我們，就是世界第一的 rock’n’roll band。

隔年 2018 年，我們在千葉海洋球場舉辦了 Air Jam 2018，年底又進行了 The Gift Extra Tour。我們延續著 2017 年那股強勁的氣勢，在各地都做出了連自己都覺得很精彩的現場演出。我心裡對於自己能和阿章、難波一起做樂團這件事，充滿了感謝。我從心底感謝這份相遇，感謝三個人能組成一個集體，感謝能一起發出聲音，並且打從心底尊重他們兩個，也為此感到驕傲。

2018 年巡演最終站的沖繩兩日演出結束後，Hi-STANDARD 再次進入了休眠期。這其實沒什麼特別重大的理由，只是因為前幾年我們把很多力氣都放在 Hi-STANDARD 身上了，所以接下來暫時休息一下，各自去專注自己的事情，大概就是這樣。然後到了 2020 年，全世界都被疫情襲擊，我們也就決定等疫情平息後再重啟 Hi-STANDARD。

由 1991 年誕生、由恒岡章、難波章浩、橫山健三人組成的、世界第一的 rock’n’roll band——Hi-STANDARD——在 2018 年底停止了動作，而之後再也不會以同樣的姿態回到人前，這件事，在當時的我連一點點都沒有想過。

到了 2022 年，不管是正在活動中的樂團，還是暫停中的樂團，大概都會開始想：「總有一天，這種一直被疫情擺布的日子會結束，到那時候要怎麼辦？」我們也是一樣。幸運的是，外部也陸續丟來幾個聽起來很有趣的邀約，所以總覺得等疫情一結束，我們應該會變得很忙。我們三個偶爾會開 web meeting，確認彼此都還好。隨著那些邀約越來越多，web meeting 的頻率也增加，談的內容也越來越具體。

作為第一步，我們在 2022 年 12 月只錄了一首歌，就是〈I’M A RAT〉。而為了第一次把它拿去公開演出，我們選擇了已經收到出演邀請的 SATANIC CARNIVAL 2023。

我自己，也有我自己的想法。每次看到彼此的臉，我心裡都會想：「大家都老了啊。」這也是理所當然的。三個人都已經超過 50 歲了，不老才奇怪。

這是我個人的事，但我真的覺得自己老了。記性變差了，T-shirt 的尺寸從 M 變成了 L，長相也改變了。透過這些事情，我會很明確地感受到：「人真的會老啊。那總有一天當然也會死啊。」這是事實。我已經 53 歲了。「說真的……我到底還能做到什麼時候呢？」我常常會想這件事。

回頭想想，我大概在這十年裡，一直都帶著「自己的死亡」這件事活著。我也不知道為什麼。但對這件事的意識，是隨著年紀增長，甚至更精確地說，是每過完一天，就變得更強烈。

我一直有一條關於做樂團的規則。那就是：不要把 Hi-STANDARD 和 Ken Yokoyama 的活動混在一起。比如說，如果確定「這段期間要動 Hi-STANDARD」，那我就應該先告訴 Ken Yokoyama 的成員，好讓他們能先有心理準備，知道如果有什麼該做的事，就得在那之前先安排好。我認為這是對 Ken Yokoyama 成員最起碼的禮貌。反過來也是一樣。而且我也一直覺得，對外來說，這樣清楚區分 Hi-STANDARD 和 Ken Yokoyama 的活動方式，是一件好事。若是 support player 的話，「今天在這個城市和這個團演，明天去另一個城市和另一個團演」當然很常見。可是如果你同時是兩個團的正式成員，卻這樣搞來搞去，我覺得不太好，對兩邊的成員也很失禮。自己也會混亂，而且看起來也很沒節操。我一直都覺得那沒有任何好處。難波和阿章也一直很尊重我這條規則，甚至比我自己還尊重。

但大概是在今年初左右吧……當我看著自己老去的樣子時，我忽然覺得，我不想再被這種規則綁住了。於是我在 web meeting 上這樣說：「我都已經 53 了，不是嗎？我總會想，自己到底還能做幾年。如果再繼續這樣，把兩個團的活動時期完全分開，那轉眼間我就會 60、70 歲，身體也動不了了，到時我一定會後悔，覺得應該多做一點 Hi-STANDARD 才對。甚至不只是那樣，我根本也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死啊。說不定明天就突然掛了，哈哈哈。」大概就是這樣的意思。也就是說，我是在告訴他們：「就算這星期是 Hi-STANDARD，下星期是 Ken Yokoyama，也沒關係。我想盡可能兩邊都做。」兩個人都為我這個很大的心境轉變感到高興，也決定接下來就照這樣去做。幸運的是，手上的邀約也很多。於是我們也慢慢確定，會在 2023 年或 2024 年的某個時間發音源、做 tour。

之後阿章還在群組 LINE 裡寫了：「要忙起來啦——！」

到這裡，就是我們三個人的故事。

而就在那之後不久，2023 年 2 月 14 日，恒岡章過世了。

那一天，我正在錄 Ken Yokoyama 的作品，人在錄音室裡。因為那天是錄吉他 solo 的日子，所以一整天幾乎都是我的班。傍晚休息的時候我看了一下手機，發現難波傳了 LINE 和未接來電，叫我快點回他。難波明明知道我在錄音，平常不管什麼事，他都不會硬是打擾我。於是我就覺得哪裡不太對。我先用 LINE 回他：「我今天在錄音耶。」結果他只回我一句：「阿章他……」

一股非常不好的預感猛地湧上來。但阿章以前也不是沒有鬧出過被警察抓、或搞到有生命危險的大事故，所以我還是拼命希望，這次應該也只是那種事吧，最好就只是那種程度而已。我幾乎是帶著祈禱的心情衝到外面，打電話給難波。可他告訴我的，是阿章死了。

我整個人像被抽走力氣一樣，當場癱坐在地上。順帶一提，那之後我們講了什麼，我完全不記得了。

我只知道一件事：就算我現在中斷錄音、趕去見阿章，那天晚上也見不到他。即使想去見阿章的家人，似乎也只會造成困擾。那是一種，想動也動不了的狀態。

我就那樣發呆了好幾個小時。團員們也很體諒地跟我說：「今天先停吧，你還是先回家比較好。」但最後我還是重新開始錄音了。我先錄了〈Better Left Unsaid〉的吉他 solo。那首歌裡的 solo，大概把我當時自己也無法理解的情緒，全都溢了進去。之後我應該又繼續錄到了很晚，錄了很多段 solo。

隔天中午左右，終於可以去見阿章了。我和難波會合後，一起去見他。阿章躺在棺木裡，看起來就像睡著了一樣。我叫了他，但沒有回應。不過說起來，年輕時的阿章只要喝醉睡著，就算你打他的臉頰，他也幾乎不會醒，跟那個感覺其實很像。可是當我碰到他的臉時，是冰冷的。他真的死了。某種東西一下子全部湧上來。我忍不住哽咽，然後徹底崩潰大哭。我哭得一塌糊塗。難波也是。我們兩個都哭得一塌糊塗。哭了多久我根本不知道。

我們三個，毫無疑問曾經看著同一個夢。2011 年重新集合之後，我們一邊摸索一種和過去不同的新 Hi-STANDARD 存在方式，一邊把那 11 年的空白慢慢「折疊起來」。如果要用「折」來形容的話，那我們原本一定都以為，那段空白以後再也不會被重新折回去。也就是說，我們可能會停下，但絕對不會把這個樂團收起來。我想我們三個人一定都曾在心裡想過，只要還活著，就會一直是 Hi-STANDARD。可是，那其實也意味著：除非三人之中有人死去，否則絕不收起來。只是我們怎麼也沒想到，那一天會來得這麼快。我和難波，必須做出決定了。

我們兩個站在棺木的兩側，牽起彼此的手，放到阿章胸口上，然後對他說：「阿章，我們會繼續往前走。」其實那時候，我們兩個還沒有正式談過接下來到底要怎麼辦。可是不可思議地，在真的坐下來談之前，心意就已經決定了。

我們兩個都沒辦法就這樣結束。沒有阿章就不是 Hi-STANDARD，這種事我們當然很清楚。可是我和難波，真的不可能就這樣停在這裡。方法可以之後再想。總之就是不能這樣結束。我們兩個都還得活下去。至少要活到留在這世上的兩個人裡，哪一個先死掉為止，都不能結束。

過了多久我已經沒有記憶了。只記得之後我又回到了錄音室。那時不算太強烈的傍晚西曬，正落進高樓之間。

幾天後，舉行了只限近親者和音樂相關人士參加的守夜。很多人都來弔唁。阿章的朋友們、曾和阿章一起錄音的藝人們、同世代的樂手、晚輩樂手，甚至還有從 tour 中途急忙趕來的人，以及各種鼓界相關人士。大家明明都很忙，還是來了。讓我不得不感受到：「阿章真的是被大家愛著啊。」他真的被很多人愛著。我從來沒遇過有人說阿章壞話。

隔天舉行了葬禮。出席的只有近親者和極少數非常親近的朋友。大家很體貼地給了我們一點時間，讓我們三個能單獨待一下。幾乎沒有什麼對話。很安靜。但我想，那時我們三個其實說了很多很多話。

出棺的時候，我和難波分別扛著棺木左右前方。其實我也曾模糊地想過，總有一天也會有這種時刻吧。只是沒想到會來得這麼早。棺蓋要闔上時，難波把一張 Hi-STANDARD 三人的合照放了進去。

阿章的棺木被送進火化爐的瞬間，一位親戚哭著大喊：「章啊——！」是啊，阿章，你竟然比那些已經上了年紀的親戚們更早走……可是你的身體，大概真的已經到極限了吧。

阿章被火化了。

難波啊，我想他自己大概沒有自覺吧，但整場葬禮裡，他一直在找我，一直站在我旁邊。他一定是非常非常不安。我會去吸菸區抽菸，可是不抽菸的難波也跟了過來，就那樣一直陪著我。

就是在那個吸菸區裡，我們談了關於之後 Hi-STANDARD 的事。在那幾天裡，我們已經共享了「要繼續走下去」這個想法，可是「那到底要怎麼走」，我想難波其實完全看不見，所以非常不安。他似乎非得先講一些比較有希望的話題，才能讓自己冷靜下來，比如新的鼓手、比如想做什麼樣的音樂之類的。可事實上，在那個當下，根本什麼都還決定不了。我非常清楚他那種繞來繞去的焦慮。

我對他說：「不管最後會變成什麼樣……就算搞得破破爛爛，也把那個樣子給大家看見，不也很好嗎？」難波接受了這句話，而對他來說，那似乎也成了「要繼續下去」這件事真正最後的決定。

當然，往最好的方向去努力，是理所當然的。可即使最後失敗了，把至今建立起來的 Hi-STANDARD 全都搞砸了，那也沒辦法。就我個人而言，即使未來會得到像是「果然 Hi-STANDARD 還是不該讓阿章以外的人來打鼓吧」、「Hi-STANDARD 晚節不保了呢」這樣的評價，我也覺得那沒關係。

大家熟悉的那個三角形已經結束了。現在只能做出新的東西。也許……那個新的東西，甚至可能會變成一個更好的三角形。

今後會怎麼樣，誰都不知道。沒有人握有答案。

結果就是結果。只能無所畏懼地踏出去。

我們發行了阿章成了遺作的〈I’M A RAT〉。而這首歌的完成度，阿章自己也非常高興。只要聽音源就會知道，阿章的鼓真的俐落得不得了。就算在錄音技術已經進步到這種程度的現在，電腦也做不出他那種鼓的帥。那是一種只有人力才敲得出來、說不清楚到底是什麼的東西，會直接把人的耳朵釘住。

而在這次錄音時……我想到了一件事。鼓和貝斯是在錄音第一天同步收的。吉他是隔天才錄，所以我拿到了只有鼓和貝斯的版本，回家聽。然後我心裡想的是：「Hi-STANDARD 一直被說很厲害很厲害……可是，真的很厲害。這兩個人，真的是很不得了的人。」到底哪裡、怎麼厲害，很難用語言說清。簡單來說，就是「很帥」。是「帥到不行」。可以那麼理所當然地做出那麼帥的東西，不就是很厲害嗎？我反覆這樣想。發自內心地這樣想。不是因為是 Hi-STANDARD 才厲害，而是因為很厲害，所以才成了 Hi-STANDARD。

阿章的鼓，比起以前的音源，更加唱個不停。對，阿章的鼓，是會「唱歌」的。

我想，我們成功把「會唱歌的阿章的聲音」永遠封存在裡面了。

串流版本的封面，我是以「節省經費啦」為理由擅自畫的。大概在開始練這首歌的 11 月左右就畫好了吧。我拿給阿章看時，他也很開心地誇說：「很帥耶。」所以雖然它未必是一個多麼適合作為「遺作封面」的東西，但既然是他認可過的作品，我們最後就決定直接用它當封面。

聲音部分也是。混音結束幾天後，難波好像開始覺得自己的貝斯聲裡好聽的部分還可以再多一點，於是提議要重新混音。我說：「那就做到徹底吧。一旦開始在意了，就不可能放著不管吧。」所以我贊成重新混音。混音是一個非常纖細的作業，不是你覺得哪裡不夠，就只補那裡就好。很多時候一補，整體平衡就會壞掉，甚至得從頭來過。但我和阿章都給了 GO。結果做出來的東西更好了。我和阿章都很開心。

然後，在阿章過世之後，難波又提議說：「阿章的合音和最後那段鼓 roll，要不要再放大一點？」也就是再做一次混音。但這次我沒辦法贊成。我說，不如就保留阿章最後也一起點頭 OK 的那個版本吧。當然，難波想把阿章的聲音再拉大一點，我非常能理解。那是他對阿章的愛。而我想把它原樣留下，也是我對阿章的愛。

我們參加 SATANIC CARNIVAL 2023 的消息也已經公開了。這場演出，我們決定借助幾位朋友鼓手的力量來完成。

至於接下來到底要怎麼把這個團重新建立起來，就等 SATANIC CARNIVAL 結束之後再想。到時我會和難波好好坐下來慢慢想、慢慢動。如果有什麼可以向大家報告的，我也會在那時候再一一說明。

而我……從今年開始就一直很忙。阿章過世的二月，如前面說的，我正在錄音，所以某種程度上也許正因如此，心思多少被分散掉了一些。但即使如此，我還是有很多瞬間會覺得：「現在的我有點不對勁。」該怎麼說呢，就是對事物的感受力變鈍了，好像心裡那些細微的褶皺都消失了一樣。很難好好言語化，但總之，就是有好幾天我都明顯感覺得到自己不太正常。我想，人是不是在承受了無法完全接住的衝擊時，就會變成這樣啊。或者說，也許這是本能在保護自己吧。人類還真厲害啊。我偶爾會這樣想。即使在那種狀態中，我還是完成了 Ken Yokoyama 的錄音，也拼命去面對自己該做的事。能夠有事情讓自己去面對，真的很好。

從 3 月到 4 月，我終於回到了 live house，開始了 Feel The Vibes Tour。巡演開始之後，時隔三年半，我終於又站上那種和疫情前一樣混亂、瘋狂的現場，聽見大家的大合唱，看見那些渴望著聲音的表情，心裡真正感受到：「啊啊……我還活著。」我每一晚都在想阿章，也像是帶著阿章一起在演出。感覺每天晚上都有某種附著在身上的東西，一點一點掉下來。來看這次 tour 的大家，也許真的救了我。不，不是也許，是救了我。謝謝。

然後……我為什麼會寫出這麼一篇又長又拖的文章呢。現在回頭重讀，我都覺得自己寫得異常冷靜。可是在那種冷靜裡，我看見了一個「想替什麼劃下界線的自己」。

人生就是會發生各種各樣的事。已經發生的事，也只能接受。有生命誕生，當然也就會有生命消失。可我身上背負的，並不是那種能夠用很正常的人生道理就輕易劃清的東西。而我現在，無疑是在試圖把它甩開。

我是個軟弱的人。我沒有辦法背著那麼重的東西繼續往前走。我必須把它卸下來。我現在大概就是在做這件事。對不起啊，阿章，我得繼續走，所以不好意思，你先從我身上下來吧。

也許是察覺到了我這樣的心情吧，在四十九日到來前沒幾天，阿章出現在我夢裡。夢裡的阿章雖然還活著，可是眼睛睜不開。出場方式很奇怪，但我一點也不討厭。反而覺得，「這很像阿章啊。」他大概是來打個暫時的告別招呼吧。至於還要花多久我不知道，但我想，時間終究會慢慢治癒我。

等我被治好了之後，阿章啊，你要在夢裡用更快樂的樣子出現喔。像以前一樣逗我笑啊。表演一下你的雞雞絕活啊。對喔，因為你有女兒了，所以你後來就不做那種事了。我家小孩都是男生，所以我其實不太懂你那種心情。你不是常說嗎，阿章你變成一個無聊的大人了耶。現在我連你說那句話時，那種苦笑都想得起來。那你來聽我抱怨一下觀葉植物的煩惱啊。像年輕時那樣，漫無目的地去兜風吧。去湘南吧，湘南。要不要再一起組團？不過你其實很討厭吵死人的吉他對吧？可是你以前不是也常常露出很開心的表情嗎——再讓我看看那個笑容吧。再一起用樂器聊天吧。老實說，我直到現在都還不太覺得你真的不在了。不管是活著還是死了，我們不是那種關係嗎。

我們是在二十歲出頭時認識的。雖然還稱不上青梅竹馬，但那時我們開始碰樂器也才沒幾年吧？如果從音樂人的角度來看，我們那時根本就跟幼稚園小孩、小學低年級差不多而已。所以要說的話，在音樂人這件事上，我們其實就像幼馴染一樣。雖然已經會說話了，但還無法好好傳達感情，大概就是那種感覺吧。我們那時都還是 babubabu、hiyohiyo 的雛鳥。然後我們一起學了很多事，一起經歷了很多事，一起踏進社會，不是嗎？一邊長大。所以啊，我一直覺得，名為 Hi-STANDARD 的地方，就像我的故鄉一樣。既然如此，只要回到故鄉，隨時都還是能見到你。嗯，雖然就算不回去，平常其實也一直都見得到啦。在心裡面。

不過，真的是太好了，能夠遇見你，阿章。我們一起狂奔過來了啊。你想想看，我們可是一塊幹出了超不得了的事情耶。真的很快樂。我這邊還有想做的事，所以我會繼續留在這裡。你就先好好休息吧。

我愛你啊，阿章。

「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張照片。阿章，再見啦。」